临时插播：从北同停运谈中国社运的局限与使命
中共不除，民主不立，社运不兴，进步不成。对内保持先进性，对外保持战斗性，为民主革命做基层动员，是每一个中国社运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今天（5月17日）是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然而就在两天前的5月15日，国内著名的性少数权益组织“北同文化”（原“北京同志中心”）宣布因“不可抗力”（这当然是指中共法西斯的威迫）终止运行[1]。这一变故虽令人唏嘘，却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北同“不过”是中共对中国社运团体与个人的打压的最新牺牲者。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新闻，并在每一次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几乎是仪式性地经历从悲愤、唏嘘到逐渐淡忘、麻木——尽管这绝非我们的本意——直至下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在这种习惯性的循环中，人们常常难以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极权的政体下，社运是几乎不可能取得显著且稳定的成果的。
我相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不幸的是，在中国的社运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迷思：只要能够尽量避免触动中共的逆鳞，在夹缝中求生存，就能够长久地存活下去。对于这样的迷思，我想说：在缺乏最低限度的政治民主的情况下，社运团体的生存与社运的终极目标，从根本上是矛盾的；更何况，即使社运人愿意舍弃自身的生存，在极权统治下实现社运的终极目标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具体来说，社运的终极目标有二：在体制外，使社会公众广泛支持其所倡导的进步理念；在体制内，使其所倡导的进步理念制度化。任何合格的社运人都应当以为上述终极目标而奋斗为己任。然而，排除在特定历史契机下的例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中国的社运团体有可能在确保自身生存的前提下，实现上述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体制内，考虑到中共极右法西斯视一切显著的社会进步为大敌（客观来看，中共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在任何一个公共议题上的显著进步都确实会动摇其统治根基），其是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将进步制度化的；在体制外，一旦某种进步诉求在人民群众中开始产生广泛影响，中共一定会蛮横地扼杀这种诉求的传播源头与途径。当然，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某些体制内外的进步，比如，在女权问题上，《反家暴法》得以通过，而今日的中国女性的觉醒程度亦绝非十年前可比。然而，且不说上述的某些进步（特别是体制内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社运之外的因素的推动（例如，《反家暴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内的某些“开明”人士的推动），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是：在中国，任何一点社会进步的背后，都是无数社运人的陨落！例如，女权确实有所进步，可十年前大名鼎鼎的“女权之声”，今又安在？更何况，上述的这些无数社运人用血汗换来的进步，又有哪一个称得上是达到了前者心目中的终极愿景的哪怕万分之一呢？在实际的司法与执法中，《反家暴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成为了一纸空文，反而是家暴受害者屡屡遭受中共豢养的极右喽啰的二次伤害；女性确实比以前更觉醒了，然而女性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遭受的压迫，有比先前显著减少吗？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推动根本性的社会进步，必须移掉挡在中国社运人面前的一座大山：中共！
请各位读者务必注意，社运达到其终极目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基本的政治民主：在体制外，政治民主所确保的言论与结社自由，是实现进步理念在公众中的广泛传播不可或缺的保障；在体制内，政治民主意味着进步派政客（ta们中的很多人脱胎自社运）可以通过选举掌权，从而使进步的制度化成为可能。当然，正如我一贯所说，仅仅实现政治民主并不代表社运的目标可以被自然而然地实现，在民主化之后，我们注定还有一段漫长曲折的路要走。然而，没有民主，这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中共统治，建立民主政权。中共不除，民主不立，社运不兴，进步不成。
当然，上述所言的中国社运之局限，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在实现政治民主前放弃社运。恰恰相反，情势越是艰难，社运人越应当砥砺前行：一方面，尽管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社运的终极目标，但在中国极度压抑的社会环境下，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值得为之奋斗。以同运为例，尽管同婚合法化在中国遥遥无期，但基层同志组织所提供的诸如性健康检查与教育、法律援助、移民咨询等服务，对于普通同志来说无疑是黑暗中弥足珍贵的光亮。正是这样的“小事”在激励着无数中国社运人不断向前。然而，另一方面，许多中国社运人忽视了自己所应当肩负的另一大重要使命：为中国未来的民主革命做基层动员。
正如前文所言，一切合格的社运人都应当以为实现前述的两大社运的终极目标为己任，而中共正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得不除的一大阻碍，单从这一点看，中国社运人就有责任扛起反中共的大旗。更何况，社运人是最适合为民主革命做基层动员的一群人，因为ta们能在民主进步信仰的明确性和与基层民众的连结性两方面，取得最佳平衡：一方面，至少在理论上讲，社运人由于能够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理论与实践，加之频繁目睹极右威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对于包括民主在内的进步观念的向往通常较为明确（请注意“明确”二字：事实上，普通民众对于民主的向往远比自由派的刻板印象中的强烈，但是ta们往往难以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诉求是直接或间接与政治民主相关的；更不要说在劳权、社保等事关每一个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议题上，如果不是受到威权统治的压迫与右翼宣传的洗脑，民众的立场几乎天然是进步的）；另一方面，社运人扎根于基层，服务于基层，与基层民众有着紧密的连结。以上两方面因素使得ta们非常适合在民众中传播包括民主思想在内的进步观念。而正所谓“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为民主革命做基层动员，是每一个中国社运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读到这里，读者难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我难道是要让每一个社运人都去上街游行，打标语，散传单，喊口号吗？亦或是应该现在就拿起枪杆子跟中共硬干？当然不是。这样鲁莽的冒进只会白白损失掉宝贵的革命本钱，根本是得不偿失。要知道，当下在中国发动民主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绝不可以做出轻易送人头的事——策略性地自保也是革命者的责任。那么，我所说的要社运人为民主革命做基层动员，究竟应当怎样做呢？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极难回答，因为不同的社运者所具体关注的议题不同，所处的斗争环境也不同，很难给出整齐划一的答案；更何况，既然不能鲁莽地冒进，那么在高度极权的中国，至少在表面上看，社运人能做的事似乎很少，这就需要社运人因地制宜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尽量使不可能做到的事变为可能。在这里，我仅提出如下两点对中国社运人的呼吁，因为至少基于我自身的经验与观察，这两点被相当一部分的中国社运人忽视了。
第一、对内要有先进性。向普通民众传播先进理念的前提，是社运人自身的先进性。然而不幸的是，在极度保守的社会大环境下，有不少中国社运人自身的立场就是反动的——去看一看中国女权话语中充斥了多少性别/性向歧视（特别是恐跨）、阶级歧视（特别是针对农村民众）、种族歧视（特别是为中共对维族人的种族灭绝叫好）便可知一二；我甚至遇到过，某个新自由主义（以下简称“新自”）“女权”主义者在一个300多人的性别议题讨论群里，公然诋毁一对很可能是不得不在周末去工地上工且无ta人帮忙照顾幼女、只得带着女儿去工地、结果一个不注意女儿从22楼坠落的农民工夫妇“故意杀女童”（即诋毁ta们因为重男轻女故意将女儿推下楼并伪装成意外），并口出狂言“生不起就不要生”。另外，即使是那些自身主观立场进步的社运人，也难免陷入常见于自由派的那种“尊重一切立场”的虚假多元主义——有多少自诩左翼女权主义者的人，将TERF或新自“女权”当作“另一种女权观”加以宽容的？他们难道看不到，没有交叉性和包容性的“女权”，统统应当被视作伪女权、真男权大加挞伐吗？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讲，在我在上述讨论群中怒怼该名伪女权主义者并要求群管理员对其采取踢出或禁言等惩戒措施之后，此人非但没有遭到任何惩罚，反而是我被一众管理员指责“不友善”“跟对方有私人恩怨”。噫！此等对反动派的容忍，怎能不让我痛心疾首！中国社运人的力量本就弱小，难道还要容忍这些反动渣滓来内耗吗？中国社运人必须在确保个人的先进性的基础之上，剔除社运组织中的一切反动派，如此才有可能肩负起对外输出先进思想的责任。
第二、对外要有战斗性。回到前面的所提到的迷思：很多社运人试图通过不触动中共的逆鳞来尽量自保。虽然策略性的自保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是社运人的责任，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社运人，他们的自保（这里不仅是指个人的自保，还包括其所在的社运团体的存续）不是为了积蓄斗争力量，而是彻头彻尾的对中共的妥协退让——我就曾亲耳听到某知名性别社团的管理层无耻地声称“我们必须要去政治化，这样我们社团才能存活下来”。噫！所以性别议题也可以去政治化吗？他们难道意识不到自己的行径与避战保船的北洋水师毫无二致吗？当一个社运团体将自保完全置于尽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本分之上，以至于失去了对反动势力的战斗性时，这样的团体的存续又有什么意义呢？中国社运人必须避免陷入对自己所属的团体过度的依恋中：社运团体可以不复存在，但推动进步的本心必须坚守！那么，中国社运人究竟应当如何坚守本心呢？在我看来，至少要践行如下这句话：针对最紧要的议题，使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最鲜明的态度。可悲的是，上面这句话中，每一分句都会难倒一众人：先谈“针对最紧要的议题”，在性别领域，正如我在先前的多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跨性别权益无疑是当前最紧要的议题之一，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它地方，跨儿都在遭受着惨无人道的灭绝，特别是中国的主流“女权”话语几乎完全视恐跨为正义。就此，我已经不止一次对某知名性别议题社团管理层提议，关注跨儿正在遭受的严重压迫（特别是中国女权界的TERF倾向），然而迄今为止，我未见该社团发表任何一篇与该议题直接相关的文章；而放眼众多中国的性少数权益组织，又有多少专门关注了这一关乎众多跨儿安危的紧要议题呢？再谈“使用最通俗的语言”，有多少左翼不离开文绉绉的学术术语就不会说话——哪怕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完全可以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词句表达清楚？还是说他们觉得自己不这样说话就无法凸显自己博学广知的知识精英气质？政治宣传要有效果，大前提是要让草根民众听懂，求求各位学究们，学会说人话好吗？最后谈“表达最鲜明的态度”，正因为很多人一定要用晦涩难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导致其立场态度根本无法顺利传达给普通民众。更要命的是，很多社运人因为掉进了前文所述的虚假多元主义陷阱，导致他们主观上根本做不到爱憎分明，缺乏旗帜鲜明地划分敌我的魄力（如果有读过《开院致辞》系列文章中第二篇[2]的朋友一定会意识到，这种魄力正是进步派所坚持的左翼民粹主义中不可或缺的对抗性）——不要说什么“我支持跨性别权利，但是TERF的立场也有道理”“我承认城乡不平等，但是新自女权骂农村人也可以理解”，难道明确地说出“我痛恨TERF”“我坚决反对新自女权”是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吗？分清敌我，并抱着壮士断腕的觉悟与包括中共在内的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捍卫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进步价值，这是我对所有中国社运人的期冀。
相信各位读者已经从我的遣词造句中察觉了，我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是何等悲愤，因为在中共如此对中国的社运人和普通民众重拳出击的极权环境下，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社运人无法意识到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以及自身对基层做革命动员的历史使命，还会陷入到这样或那样的误区与陷阱之中，这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极度危险的。我真诚地希望，所有中国社运人都要有这样的觉悟：在本就凶险万分的斗争环境中，更应当严于律己，避免内耗，抵制对反动派妥协的诱惑，在策略性地自保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地做到社运人的分内之事，如此我们才能迎来曙光。
参考文献：
[1] https://mp.weixin.qq.com/s/5PZw5t3lqlIECS49wgmF2w
[2] https://progressiveasylum.substack.com/p/d80